天地无用·明

重复是她的本命

6月9日下午，台湾著名文学评论学者王德威在复旦大学开讲，讲座名为“雷峰塔下的张爱玲：回旋与衍生的美学”，借着对张爱玲最新出版的两部英文小说——《雷峰塔》（The Fall of the Pagoda）和《易经》（Book of Change）的重新诠释，王德威“再次思考现代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上一些理念和脉络的问题”。

不断地重写

今年4月，张爱玲从未露面的两部英文小说《雷峰塔》与《易经》出版。自从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决定出版《小团圆》开始，我们发现张爱玲的传奇还没完。

1958年，刚到美国不久的张爱玲开始写作自传性质的《易经》，她意图描写家族经验、成长经验、求学经验，以及与胡兰成的感情纠葛。写作过程中，她感觉到“题材繁复超过她驾驭英语的能力”，因此《易经》产生了裂变，一分为二，前半部就是《雷锋塔》。1963年，两部小说完成。

王德威说，这两部小说“似乎显示张爱玲刚刚到美国重新开始写作，试图用英文与英语读者分享，一方面是市场考虑一方面是东方主义的思考，当然也有其他的考量”。

在《雷峰塔》中，张爱玲有意提醒西方的读者，中国的雷峰塔传奇。第二章中，她的化身、小女孩Lute听到奶妈讲雷峰塔的故事，早熟的张爱玲为这个故事感动，但白娘子的传奇也就是点到为止。《雷峰塔》从她4岁写起，描写她当时见证母亲与姑妈收拾行装去欧洲游学的经过。小说的高潮是，Lute与父亲争吵被关进了一件暗黑的屋子里，即使生病了也得不到诊断，差点死掉。后来，Lute在奶妈的帮助下逃离，投奔母亲。“她非常细腻缓慢地写出了中国大家族的没落、颓废、荒谬，家庭成员的插曲。”

《易经》则写她的3年香港求学经历，“谈论她所经历的可笑、可憾事。”小说的高潮是1941年12月7日至圣诞节香港被日军占领的这段时间。小说告诉我们两个以前不知的事实：她与母亲的复杂爱恨关系，主要是前10章的内容；后面部分则是急切想回到上海的张爱玲，如何发挥了奇异的上海人智慧或者独立自足女性必须付出的代价。小说写道，当时她看到医院顶头上司的几个错误，以此作为把柄威胁他，为她搞到了回上海的船票，她的同学也因此沾光。

对于这两部英文小说，“我要坦白地交待，的确是有点失望的。张爱玲的中文是如此的华丽加苍凉，到了英语的世界，她显然是有所顾忌，不能确定她的读者是否了解她各种各样的意象和文字经营，也不能确定她的写作真能赢得西方读者的专注。”果然，小说写完后便石沉大海，最后张爱玲也就把它们放在了一边。如果不是宋以朗，读者们可能就错过了。

不管写得如何，张迷们都会惊呼，这些内容不都是她已经写过的吗？而且，《雷峰塔》与《易经》不就是《小团圆》？王德威说：“她在写《易经》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要写《小团圆》。”

不仅如此，王德威纵览了张爱玲一生的写作，发现她就是不断地在重写。1938年，被父亲囚禁的张爱玲逃离了那个可怕的家，她用英文创作了散文《What A Life，What A Girl’s Life》，讲述她小时候的故事，这是张爱玲职业作家的起点，也是她生命书写的开始。《What A Life，What A Girl’s Life》后来被改写成了《私语》。1944年写作的长篇散文《烬余录》和《童言无忌》都涉及到了她在港大求学的经历，“这些都成为《雷峰塔》和《易经》的重要材料，看过《烬余录》和《童言无忌》，再来看这两部英文小说，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”

尤其是她写作生涯的后半期，张爱玲用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文类、不同的传媒（文字的、影像的）不断书写曾经写过的题材，呈现不同阶段的起伏。她在英文和中文之间来回穿梭：《The Rice Sprout Song》改成了《秧歌》、《Naked Earth》改（或者说翻印）成了《赤地之恋》，《The Spy Ring》改成了《色，戒》，1943年发表的《更衣记》前身就是1942年为德国人办的英文杂志《二十世纪》写的《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》。大家最熟悉的是《金锁记》，后来改写成《Pink Tears》，未发表，又改写成《The Golden Cangue》，1960年她还改写过另外两个版本的英文《金锁记》，再后来就是《The Rouge of the North》，也就是后来的《怨女》。

回旋之美与衍生之美

不断地重复有意义吗？难道是张爱玲江郎才尽了，在炒冷饭？

王德威觉得，读了张爱玲的这两部小说，带出了他看待文学史的不同方式和文学评论上一些议题的重新思考。在他看来，“如果我们对待新文学的典范式观点是以Revolution（革命）为基础，那张爱玲代表的美学观点则是Involution（缠绕、回旋）；如果中国现代文学100多年来，经过了五四革命，所产生的话语最高境界是以写实、现实主义为依归的话，带出来的一个教训是所谓的Revelation，把一个现实的实相、历史的真相和盘托出，而张爱玲关照的则是Derivation，不断地来回、传递、衍生的美学观点。”

“重复是张爱玲写作的本命。她用一生的时间来重复生命和书写经验，每次重复把创伤重写一遍并带来新的想象。”而重复也是一种解构，把所谓真理、真相解构。在张爱玲的写作中，有一个不请自来的魅影，告诉我们所有这些真实依存，在重复里这都被暗暗消解了。

张爱玲提到，《雷峰塔》的特殊之处是，小说以小女孩的视角叙述成长中的种种，这让我们想到她的散文《造人》里的一段名言：“小孩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糊涂。父母大多不懂得子女，而女子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。父母把小孩看作有趣的小傻子，可笑又可爱的累赘，他们不觉得孩子的眼睛的可怕，那么认真的眼睛，像末日审判的时候天使的眼睛。我们要问，张爱玲在1958年之后，是不是就以一个假设的小孩子的眼睛，对她的父母、她的父母那一代，作出末日的审判的一种叙事。”

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，张爱玲是有一种构想的，而这个构想在更大一点的文学史脉络里看，从冰心、萧红、凌叔华以来，中国女作家一向有个传统，用一个纯真的或不那么纯真的小女孩的眼光，来看待家族、社群乃至国家的命运起伏。张爱玲延续了这个写作套数来写作自己的家族经验。这样的写作，日后张爱玲觉得意犹未尽，在与宋淇的通信中，她一再讲到：《雷峰塔》没有写好，主要是受到叙事眼光的限制。她但愿有机会重新来看待成长经验。”

1924年9月25日，雷峰塔轰然倒塌。鲁迅写了两篇关于雷峰塔的文章，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中，他将此看作封建架构的崩溃，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哀伤，倒掉后，被压抑的文人精神被解放了。徐志摩也写了关于雷峰塔的诗，看到了它的浪漫精神。“塔”的观念，启发了许多文人的写作，比如殷夫、白薇、台静农。在这个谱系里，张爱玲晚了很多年。她可能幽默了一把鲁迅。

雷峰塔倒掉的那一年，正是张爱玲母亲离家出走的那一年。写作《雷峰塔》时，张爱玲的父母都已去世，家族迸裂之后，她终于有了解放的机会写自己的雷峰塔。“1958年的她，似乎想说明雷峰塔倒就倒了不要哀悼、哀伤，白蛇就在我们周遭，我们的世界是离不开白蛇造业的世界。这种释放出来的白蛇能量有其一定的内涵，也似乎在她飘流的年月里，不仅与家族也与国族进行了对话。”

其实，这种蛇的回旋的叙事学，不是只有张爱玲独享。这种回旋早就在中国文学基础上，比如对张爱玲写作至关重要的《红楼梦》和《海上花》，是一种重复、衍生。张爱玲也不断地翻译《海上花》，将它从苏州话翻译成普通话，再从中文翻译成英文。她还写《红楼梦魇》。还有鲁迅，他对蛇的意象情有独钟，在他的《从三味草堂到百草园》等作品不断出现。鲁迅正是回旋美学的见证者。

从这种意义上说，张爱玲晚年的这些作品并不亚于早期的写作，它们是张爱玲真正为自己而写的作品。同时，她晚年的写作也是一个“自我祛魅”的过程，她写了很多却不拿出来发表。年轻时，她说“成名要趁早”，如今却“但愿大家不要找到我”。

“我们的重点与其优劣评断，不如由张爱玲的例子重新思考书写的各种可能。”